2011年2月21日 星期一

當音樂遇見政治…:談《當我們變得陌生》和《革命吧!搖滾樂》







千年以來,藝術與政治之間的糾纏始終藕斷絲連,即便有人為藝術獨立發出去政治化的純藝術宣言,似乎卻更闡明了自身的政治立場,這說明了藝術永遠難置身於政治之外。高雄電影節放映的兩部音樂紀錄片──《當我們變得陌生》和《革命吧!搖滾樂》,除了少不了的熱血搖滾樂之外,也對考量了政治文化因素的時代音樂做出了「誠實」的記錄,若是對照兩者,更可以發現搖滾樂的政治、文化功能在這半世紀間(60’s~00’s)的變異和發展。


《當我們變得陌生》講述六零年代洛杉磯傳奇樂團──「門」(The Doors)的故事,它一反多數紀錄片的常態,直接讓被檔案化的歷史影像自己去說話,以大量珍貴的歷史影片素材取代人物訪談。導演湯姆迪西洛邀來同為搖滾咖的另類偶像強尼戴普獻聲旁白,為影片更添話題與魅力。片頭透過一名神似樂團主唱吉姆莫瑞森(Jim Morrison)的人物,我們在恍惚迷濛間隨著收音機傳來的新聞快報進入令人神往的傳奇六零年代。

電影除了發揮引介和緬懷的功能之外,更具新意的兩大主軸是──第一,藉由門樂團的興衰發展來反映六零年代的美國大眾文化。廣播裡急速的破題──宣告莫瑞森之死訊──預示了美國六零年代一切文化活動的美好和虛妄,此時,門樂團的命運和六零的大眾文化緊緊相繫在一起:搖滾樂(門)為人們帶來希望,同時也宣告幻滅。美國的六零年代為青年反叛運動、人權運動、反文化、反戰、嬉皮等運動揭開序幕,與此同時,門的音樂和莫瑞森的形象也正所向批靡地席捲歐美,成為當時文化意象組成的一部分;然而當門樂團的〈結束〉樂音一響起,畫面譜上的卻是一連串烏托邦夢碎的影像,金恩博士遇刺身亡、殺人魔曼森的瘋狂行徑、保守派總統的競選口號、吉米罕醉克斯和珍妮絲賈普琳死亡、肯特州抗議學生遭軍隊殺害、越戰持續著、青年運動結束了,零碎的詩句、音樂和影像正在向那個偉大的年代告別。

第二,電影藉莫瑞森和門團員間從親密到疏離的關係轉變,刻意淡化了吉姆的英雄色彩。《當我們變得陌生》中,我們看到的吉姆不再只是一個象徵式的傳奇人物,而是一個更有血有肉的問題人物。他不僅是沉溺在巫蠱迷幻世界的黑暗詩人,也是見證時代衝擊的體制破壞者。然而吉姆在演唱會上失序的行為,卻吸引了越來越多的觀眾,而非歌迷,漸漸地,他們是買票來看吉姆的表演──一個奇觀,而不是來聽音樂的。1968年在阿姆斯特丹的表演上,吉姆嗑藥昏倒在台上,鍵盤手雷接手唱完全部的歌曲。此後吉姆更從迷幻藥栽入酒精,造成和團員之間的分裂而漸行漸遠。1969年的「邁阿密事件」,吉姆被控淫蕩猥褻等罪,隨著六零年代末的保守勢力抬頭,毀譽參半的吉姆將自己異化成陌生的人群,而他的臉孔卻昇華成為人熟悉的文化符號。

相較於《當我們變得陌生》的詩化影像,《革命吧!搖滾樂》則「硬蕊」(harcore)地透過大量樂手訪談、演唱會現場、音樂錄影帶和社運實況的重組,探詢獨立音樂在現代社會的政治功能性,這令人想起作家兼學者張鐵志在其音樂文化經典著作《聲音與憤怒》中的提問:「搖滾樂可能改變世界嗎?」

從這些音樂創作者的訪談中,導演試圖梳理藝術改變自身和世界的多樣可能性,音樂人的現身說法回憶起當年如何受到搖滾前輩的感召,闡述著自身作音樂的初衷,許多人都直接受到了六零年代的政治氛圍和抗議歌曲的啟發,而今他們承此衣缽,企圖透過能吸引群眾目光的娛樂化音樂提出嚴肅的反思。

《革命吧!搖滾樂》見證了一場由熱血青年藉獨立音樂向國家機器/體制/主流發出怒吼的新世紀嘉年華,反美、反全球化、反主流、反商品化是他們強有力的訴求。除此之外,訪談中也呈現出音樂人對所處的唱片工業向資本體制靠攏的趨勢做出深刻的反省。MC5的吉他手就指出了貼近市場與否的尷尬:「六零年代和七零年代的音樂喚起百萬人,但也賺進了百萬美元的鈔票」。然而他們一面批判著搖滾樂,如何從當年的和平宣傳工具淪為向市場靠攏的賺錢工具;另一面更樂觀地指出,過去的舞台是專屬於搖滾英雄的,如今的開放社會使得發言權下放,搖滾、嘻哈、龐克不僅成為年輕人闡述己見的途徑,未來也可能成為影響全世界的革命武器。

《當我們變得陌生》是一個被政治所囚禁的搖滾詩人,帶著傳奇時代的印記,卻隨著那個純真年代的逝去而驟死他鄉;《革命吧!搖滾樂》是一群熱血的獨立音樂人積極涉入政治大搞抗爭,用渾身的熱情對抗不義的世界。當音樂遇見政治任何改變世界的可能性都將從您的耳朵延伸至您的良知。

──刊載於2010高雄電影節週報